媒体人话初心｜媒体人的初心与使命—

原《东方青年》杂志社主编靖一民生活近照。

作为全市新型主流媒体，临沂日报报业集团的成长壮大历经集团几代新闻人慎终如始、接续奋斗，特别是那些共产党员们，更是坚守着媒体人的初心与使命，拼搏奉献，把自己的青春与智慧都贡献给了党的新闻事业！

作为一名老党员，在这里，我仅讲述三个新闻人的故事，大家就可以知道，咱们集团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是怎样恪尽职守、勤勤恳恳记录时代轨迹的——

凌晨4点传来重大新闻

1997年2月19日下午，时事部接到新华通讯社的通知：有重要新闻，请注意接收。当时的时事部主任是刘伟，她是一位责任心很强的女同志，平时都唯恐漏报重要新闻，这次新华社特别通知，她更不敢大意，一直坐在电脑前，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屏，等待着接收……

可谁也不曾想到，直到次日凌晨3点钟，新华社也没把重要新闻稿传来。怎么办？近7万份报纸，必须赶在天亮时印刷完毕，实在是不能再等了，刘伟只好按照正常报纸编排程序选稿、排版、校对、送审、签字印刷。当报纸进入印刷程序后，时事部的同志本可以关机下班，可刘伟仍不放心那则不知什么内容的重大新闻，她让其他同志先回家休息，自己则继续坐在电脑前等待新华社的传稿。

凌晨4点整，新华社传来了重要新闻：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逝世。这是惊天动地的噩耗，必须及时予以报道。可当天的报纸已经印刷数万份了，如果撤换稿件，会给报社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刘伟不敢让印刷厂停止报纸的印刷。但凭借着强烈的责任心和新闻敏感意识，她知道这是一条绝对不能延缓报道的重大新闻，所以她带着新华社传来的稿件，一路小跑来到了报社的宿舍楼，敲开了时任总编辑郑钦禹的家门，请他决定是否撤换稿件。郑钦禹是一位十分严谨的老报人，他当即打电话给当时的报社党委书记，与他商议是否撤换稿件？最后，他们达成共识：撤换稿件，已印刷好的数万份报纸全部作废！

刘伟回到时事部后，立即通知印刷厂停印等版。接着，她开始重新编辑稿件、设计版面，准备以最快的速度定版印刷。然而，在排版时，却遇到了新问题：按照惯例，这么重要的新闻发布时，标题的排列方式、字号的大小、字体的运用和照片的尺寸及摆放位置都有严格要求，刘伟一时不知该怎么设计这个版面。于是，她给《大众日报》社打电话，向他们询问排版要求。可没想到，他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正向《人民日报》索要版式大样。这样，经过几番折腾，快到凌晨5点时，刘伟才设计好版面，签付开印（后来证实，《临沂日报》的版式设计与《人民日报》基本一致）。

第二天早晨，报纸按时投送。由于外地的报纸当天都到不了临沂，所以那天电视台拍摄基层群众悼念邓小平的画面时，大家都是双手捧着《临沂日报》，沉痛宣读邓小平逝世的噩耗！

　深夜奔赴第一新闻现场

1999年，为壮大媒体实力、走集团化发展之路，报社党委决定以《临沂日报》扩版的形式，创办《今日晨刊》周五大报，并决定成立《今日晨刊》编辑部，我被任命为该刊主编。当时，由于缺少办生活类报纸的经验，加之晨刊的编采人员多是刚进报社的新人，都是边学边干，所以试刊期间就遇到了种种困难。尽管如此，晨刊仍然以“做一流报人，办一流报纸”为奋斗目标，并规定“凌晨前发生的新闻，天亮必须见报”。正是这一条“天亮见报”的规定，“逼”着晨刊编采人员每天都工作到凌晨2点多才下班。

时任临沂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妹（右一）到报社调研《今日晨刊》出版情况。

2000年的一天晚上，当我路过解放路金鹰商场附近时，见有两个流氓团伙在持刀械打群架，出了命案，便立即赶到报社，安排副主编李绪武与记者李波、刘斯峰一起去现场采访，并让编辑王红梅、周志娟、宋童童等人做好编排稿件的准备。当李绪武等人骑着自行车离开报社时，已经是深夜11点多了。说实话，在夜黑风寒之时去凶案现场采访，不仅格外辛苦，而且也有一定的危险，但这三位参与采访的同志都像战场上的战士一样，听到冲锋的命令就勇往直前，绝无任何人找借口退缩半步！因为，他们都深知自己是党报的新闻人，而且还都是共产党员，有义务也有责任冲锋在前，采写出最鲜活的新闻稿件。所以，他们不仅走近凶案现场采访，还赶赴医院的急诊室了解伤亡人员情况，又跟随公安人员去抓捕凶手……等到采访结束时，已经快凌晨1点钟了，他们才着手写稿。

《今日晨刊》编辑部的部分人员合影迎接新年。

那天夜里，《今日晨刊》是凌晨4点才签付印刷的。尽管大家都十分疲劳，但没有一个人喊苦叫累。最值得欣慰的是，那篇稿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报纸也因时效性强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后来，因为争取到了晚报出版号，《今日晨刊》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奉命停办，晨刊所有人员整体划转新成立的沂蒙晚报社。又经过数年努力，《沂蒙晚报》成为临沂市第一强势生活类媒体！

万米高空上演惊魂时刻

2001年春天，报社准备创办一份全国公开发行的时尚杂志，定名《东方青年》，由当时的临沂市委书记李群担任编委主任，报社党委书记冯增田兼任社长，报社党委委员、社长助理陈学善具体分管。我离开《今日晨刊》到杂志社任主编，李绪武、杨洁任副主编，挑选10多名业务骨干组成编辑部。经过数月筹备，决定这一年的5月4日正式创刊。在创刊号进厂印刷后，我跟随冯增田书记到北京补办杂志发行的有关手续。

时任临沂市委书记李群（右一）到东方青年杂志社调研。

一天上午，杂志社的同志打电话告诉我：《东方青年》创刊号已经印刷完毕，问是否可以投递发行？放下电话，我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冯增田书记。没想到，他想看到《东方青年》创刊号的心情比我还急切，让我立即安排专人把新刊送到北京。我与杂志社的同志联系后，他们派一名同志带着50本《东方青年》创刊号，乘当天晚上的列车进京送杂志。第二天早上6时许，杂志送到了我的房间，我立即抽出两本送给冯增田书记审阅，想听听他对杂志的评价。

冯增田书记坐在床沿上，认真翻看着《东方青年》杂志，一直不表态，这让我的心里打起鼓来：难道他对杂志不满意？大约过了20多分钟，他才面露笑容，称赞道：“很好，从内容到编排都很大气！”

我如释重负，这才想起一年一度的全国报刊展销会即将在长沙举办，便请示《东方青年》是否参加展销？冯增田书记毫不犹豫地说：“这个机会不能错过，一定要参加！”

可我电话咨询展销会会务组后，得知隔一天就是开展时间，如果乘火车是赶不过去的，冯增田书记便特批乘飞机去长沙，我奉命带着几十本《东方青年》杂志赶赴北京机场，登上一架小型客机，直飞长沙。

从北京到长沙，大约需要飞行两个多小时。那天的飞行，起初也很顺利，我还在飞机上吃了免费午餐。可还有20分钟到达长沙时，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头皮发麻，头上的血管都鼓涨着，似乎是要炸裂的感觉。我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出现这种情况，我有点紧张了，立即喊来一位乘务员，请她帮忙找医生给我诊治。可乘务员解释说，我乘坐的那架飞机上没有医务人员，让我坚持一会儿，说飞机很快就要降落了。我只能吃一片降压药，闭目养神，期盼着飞机尽快降落。

然而，这架飞机似乎是要考验一下我的承受能力，明明飞到长沙机场了，却围着机场转圈，就是不降落。我问乘务员怎么回事？乘务员解释说：由于长沙大雾，给飞机降落造成困难，实在不行，得去别的机场降落。听她如此说，我一下子紧张起来：乖乖，去别的机场迫降，会不会出事故呢？想到此，我从头顶上的飞机储物箱里取出那几十本《东方青年》杂志，紧紧抱在怀里，很幼稚地想：如果飞机出了问题，人家发现我怀里抱着的杂志，就会知道我是谁了！

飞机在长沙机场转了三圈之后，终于降落在长长的跑道上。机舱门打开后，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走下舷梯，我也抱着杂志下了飞机，身体立即就不再难受。走出机场，乘车来到展销会预订的宾馆，未等坐稳休息一下，我便把《东方青年》杂志的海报贴在房间的门外，开始接待订货的书商……

这一次长沙之行虽然上演了空中惊魂时刻，却把新创刊的《东方青年》杂志介绍给国内书刊界，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之后，《东方青年》不仅经常参加各种展销会，而且不断改进办刊质量，在创刊两年后，被评为“华东地区优秀期刊”，由月刊扩为旬刊，除了在国内的月发行总量达到了7万余份，还有五个国家的读者通过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长年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