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西航海游记的地理意识：以《镜花缘》和《格列佛游记》为例
张智杰 唐文
（临沂大学 山东 临沂 276000）
摘要：18世纪，人类文明思想飞速发展，地理意识与全球化概念也在此时逐渐进步，其中《格列佛游记》作为西方文学经典，借主人公奇幻漂流展现西方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探索；《镜花缘》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瑰宝，以独特视角描绘了中华传统地缘观念。从两部作品中对地理环境设定、不同国家世界观的塑造、文化交流互动等层面入手，精准对比分析其内在的地理意识。同时结合东西方的历史文化背景，探究背后深层的地缘政治、地域文化等因素。
关键词：格列佛游记；镜花缘；地理意识
一、从时代因素看地理意识
18 世纪是理性时代和启蒙运动发展的时期。人类借助理性的翅膀渴望探索自然界的奥秘，而此时的海事小说也十分盛行。在这一时期，中国古典小说《镜花缘》和西方经典海事小说《格列佛游记》相继问世。这两部海事小说不同的叙事重点和叙事方式反映了中国和西方截然不同的地理意识。这两篇小说均产生于新旧交替且复杂深刻的社会动荡时期，斯威夫特是生活在英国政治形势不良的时期，而在100年之后的中国，才子李汝珍也于清朝政府动荡时期创作了《镜花缘》，它和《格列佛游记》的结构极其相似，以自己想象的海外奇谈抨击和讽刺中国不良社会中的陋习。[1]《镜花缘》和《格列佛游记》是中西方航海冒险作品的代表作，在两篇作品中，其航海目的和航海路线有着显著的差别，分别体现了西方特色的“批判性地理意识”与我国特有的“伦理性地理意识”。
在当时的英国启蒙运动兴起，理性主义思想解放的热潮推动着殖民扩张者们蠢蠢欲动的野心，与此同时，英国国内议会斗争、宗教争议等政治矛盾层出不穷，而斯威夫特作为爱尔兰籍作家，兼具着“英国观察者”和“殖民边缘者”的双重身份，对“帝国扩张”意识和“文明优劣论”有着批判性的立场；而清朝中后期“闭关锁国”政策下中西文化交流极其受限（如传教士带来的所谓“海外知识”），乾嘉学派“经世致用”思潮、女性地位与伦理秩序的冲击也推动着人民大众的思想变革。李汝珍长期生活于南北各地，常常接触民间的各类海外奇闻传说和传统的“山海经式”想象，对中国持有已久的“华夏中心”思想和早期的文化多样性充满着辩证性思考。从语境差异分别来看，斯威夫特所在的西方“殖民扩张”与“理性批判”催生以现实为锚点的地缘反思，李汝珍所在的中国则以“天下观传统”与“局部开发”孕育着以伦理为核心的地缘投射。下面，笔者将再从世界观塑造和文化互动交流两个方面深入讨论其内在的地理意识差异。
二、从世界观的塑造看地理意识
《格列佛游记》与《镜花缘》虽都为海事小说，其对航海途中的各个国家 世界观的塑造和空间逻辑却大不相同。《格列佛游记》的空间逻辑为“异域即为现实的镜像”，所有的海外空间均指向欧洲尤其是英国本国的社会现实，在某种意义上，更偏向于“以自我为镜而观他者”的批判性思想形态；《镜花缘》中则体现“异域即伦理的试验场”，其空间思维以儒家经典的伦理道德为中心，或肯定理想，或批判现实，充盈着“以他者之长而补自我”的伦理性自我反思。
在两部作品中，各类形态各异、各具特色的国家的塑造均能体现其创作的本原目的。在《格列佛游记》中，利立浦特（小人国）对应英国议会政治，以“体型微小”隐喻权力斗争的狭隘；布罗卜丁奈格（大人国）以“体型庞大”反衬欧洲文明的渺小，暗含对“文明优劣论”的颠覆；飞岛国（勒皮他）以“悬浮空间”讽刺脱离现实的“理性空谈”，映射欧洲学术与权力的脱节；慧骃国以“马为理想象征，人为兽性代表”的倒置，批判人类文明的虚伪......在《镜花缘》中也有同样的例子：君子国以“买卖双方争着让利”的秩序，投射儒家“义利之辨”的理想形态；女儿国以“女性掌权、男性裹足”的倒置，反思传统性别伦理的不合理之处；黑齿国以“貌丑而智高”打破“以貌取人”的偏见，呼应“德性优先”的伦理观；两面国则以“正面温文，背面狰狞”的形象，讽刺“表里不一”的道德虚伪。再如斯威夫特以耶胡及慧骃的比较，让主人公列举了喜欢慧骃的各种理由，那些言词无一不揭示着统治集团的各种腐败及堕落，同时也更好地讽刺了英国社会生活及世人恶劣的习气，这也说明作者向往民主及平等。[2]因此可得两部著作中其内在的地缘思想内核，对于《镜花缘》，其中心思维的体现主要为向内投射，更多以海外见闻影射国内各项社会的问题；而对于《格列佛游记》，其中心思维则主要体现为向外扩张，暗讽英国早期的殖民野心。
《格列佛游记》中的刻画突出的是一个“差距”，不论是大人国、小人国，主角都与其他国民间具有鲜明的外貌差异，在童话故事一般的世界中暗含着讽刺；而对于《镜花缘》，则侧重于刻画“差异”，且求同存异，不同与西方的差距思想，更多的是寻求伦理合序，以来反思当时清朝国内礼崩乐坏的社会伦理现象。不论是“差距”还是“差异”，都鲜明地体现出中西方国内的地理文化特色。
三、从文化互动交流看地理意识
在主人公的旅途中，与各个国家的交流方式在两部作品中也有着截然不同的体现。在《格列佛游记》中，主人公的身份为英国绅士，从“记录员”的角度去观察异域，既描述差异（如小人国的礼仪、大人国的法律），也以“欧洲理性”为标准批判文化的优劣。在文化交流中不绝对否定异域文明（如肯定大人国的法律理性等），但始终以欧洲文明作为一切认知的起点，同时隐含着对殖民扩张的隐性反思，通过慧骃国“人类（耶胡）被马所统治”的设定，颠覆了曾经固有的文明人统治野蛮人的殖民逻辑；在《镜花缘》中，唐敖作为落第文人，以“寻道者”的身份远游海外，在异域中寻找符合儒家理想的秩序，或反思本土伦理所固有的缺陷。其以华夏伦理为核心判断标准（如君子国符合“仁”，两面国违背了“诚”），同时也对异域文化也充斥着包容性，虽然不否定差异（如接受黑齿国“女子博学”），但最终都指向华夏伦理的完善，而非对本土文明的根本质疑。
而从文化的角度进一步对两部著作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其中截然不同的文化与文学传统。在《格列佛游记》中，主人公格列佛历经四次惊险的海上航行后回到了英国的故乡；而在《镜花缘》中，主人公唐敖和唐闺臣历经三次海上之旅后，最终退隐到小蓬莱进行修道，再未返回岭南。这些看似随意的结局实则深深植根于两部作品不同的主题传统和文学理念之中。《镜花缘》的叙事线索可追溯至《封神演义》和《西游记》等中国神话经典，其核心思想体现了《庄子》中道家的自然法则和无为而治的理念。如前所述，《镜花缘》中所展现的地缘政治意识大致与《山海经》相契合，后者描绘了一个以王权为中心、辐射至四海八荒的世界。总的来说，《镜花缘》在个人生活哲学方面与老庄的无为、隐逸、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相契合，而在国家政治意图方面，则强调以领土为中心的治国理念，超越了王权的范畴。
从文化差异的核心来进行对比考照，对异域的角度西方以理性标尺做优劣判断，中国以伦理标尺作“合宜性反思”；对本土的角度西方从批判中坚守本位，中国从反思中完善本位；而从互动的本质上来看，格列佛是理性主导的认知博弈，唐敖是伦理主导的价值调试。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西方哲学家认为理性是人类思维的首要特征，其作用在于理解世界。然而，中国传统哲学家则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并非是拓展知识，而是促进人类内心的修养和道德的提升。自古以来，西方就有着探索的传统，这逐渐形成了他们后来的扩张和殖民统治的野心与欲望。相比之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人一直强调与世界和谐共处。[3]综上可得，对于《格列佛游记》，其文化交流方式可被称为“离心”，意为带着本国文明内涵去审视别国；而《镜花缘》则可被称为“向心”，意为从他国文明内涵中反思本国。不论是《格列佛游记》还是《镜花缘》，其精神内核始终离不开本国的地理意识。而此时中西方大相径庭的时代背景，直接地导致了两部作品的外在表现差异。西方地理意识主旋律为“批判”，中方地理意识关键词则为“伦理”，一刚一柔，皆是不同文化进行碰撞交流的途径，却也反向地表现出中西方在当时对于外来文化的不同处理方式，呈现出鲜明的地理文化特色。
而如今，我国的地缘文化特点仍体现鲜明，“一带一路”政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全球思想，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天下”理念熠熠生辉。
结语：总的看来，《格列佛游记》与《镜花缘》分别体现了东西方在当时的社会形式和思想状态，作为中西方海事小说的代表之作，在全球化语境下，这种思路依然鲜活：《格列佛游记》警示着 “中心主义” 的认知陷阱，《镜花缘》提示着“文化对话”的可能性。或许这正是经典的力量——它们留下的不仅是两个时代的地缘剪影，更是对当代跨文化交流的启示：唯有超越“自我中心”的地缘执念，在认知他者时保持批判与尊重，才能在文明对话中真正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参考文献
[1] 许怡.浅谈《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的比较[J].今古文创,2020,(41):10-11.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0.41.004.
[2] 涂雨晨.《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的异同分析[J].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7,30(02):52-54.
[3] 郑贤军.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及与《镜花缘》的比较[J].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2):25-29.DOI:10.13805/j.cnki.2095-7009.2001.02.006.
编辑：张齐美